关于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具有高校干部、中层干部和副职干部的群体特征，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和身体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高校应当按照现行干部配置规制，结合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任用干部。高校中层副职干部的日常活动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计算知识论视域下的科学发现逻辑研究

在科学发现逻辑受制于描述性的传统研究路径，经历衰落和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之下，计算知识论为科学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规范性研究框架。该框架不仅为科学发现逻辑做了系统性辩护，而且围绕发现问题的可解性做了许多规范性讨论。虽然其有关具体规范性的研究距离现实的科学发现仍然较远，但这一路径对未来发现逻辑研究走向的启发意义毋庸置疑。     

国际海洋法法庭迅速释放问题研究

国际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共审理了9个迅速释放案件,其中6个案件判决被告沿海国迅速释放被扣押船只和船员,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沿海国和船旗国之间的争议。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迅速释放相关规定的模糊性,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在保证金合理性判断标准和实质性审查问题上所采取的非一致性立场,在迅速释放问题上尚未形成习惯法。应该肯定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实践对沿海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本文认为,为维护我国海洋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应及时修改和完善我国渔民被外国执法扣押时的国家援助制度,以及解决迅速释放时的保证金制度问题。     

“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的司法保护

为了澄清社会权的含义和内容以增进对其理解,国际人权学界提出了各种"最低核心"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最低核心内容理论、最低门槛理论和最低核心义务理论。关于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司法保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提高社会权司法保护的程度,反对者则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否定它。尽管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各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证实了最低核心理论在推动社会权司法保护中的意义。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林少华双重身份间的互动

林少华既是一名翻译家,又是一名作家。两种身份之间的互动频繁默契,其翻译与创作共用一套思维方式,文学观、文学翻译观、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套循环系统。文学观、文学创作在先,对翻译观、翻译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翻译实践影响文学创作的主题倾向,文学创作再进一步巩固并强化文学观,文学观继而影响翻译观,如此循环反复。     

对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的若干思考--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的分析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是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领域的成功范例，规划内容通过州宪法性效力、州法律法规性效力以及行业约定性效力三种形式发挥作用。准确把握关键问题、秉持院校自治理念、深入开展调研等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教育规划应当坚持治理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和系统论理念，对区域高校定位作出合理预期与安排，引导区域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接关系研究——以广州为例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除军事经济之外让别人主动接近的吸引力,城市公共艺术也是一种与大众有亲缘关系的艺术形态。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公共艺术是文化软实力在艺术领域的一种显象。广州城市公共艺术在器物层、行为层、制度层诠释了文化软实力的静态和动态的维度。